一年一度的高考又结束了，与高考有关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话题却一年比一年沉重。有网友评论称： 中国的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难。素质教育从1999年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作出决定，要求“推进”，但就是推而不进，而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却僵而不死，阴魂不散。近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东平尖锐指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五大突出问题。它既表现为专业人才数量的不足，国民素质仍然偏低，也表现为教育在机制、价值和品质等方面的问题。
杨东平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07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1.6亿人，小学在校生约为1.06亿，初中在校生约5736万，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8%。高中阶段在校生达4527万人，毛入学率为66%。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其中学历教育约占22%)。长期以来，中国以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撑起占世界1/5人口的教育，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杨东平同时指出，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日益令人关注，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较低。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高。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低水平和脆弱的，一些已经“普九”验收的地区，近年来出现初中生流失辍学的反弹。我国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文盲人群。2005年底，我国文盲人数已达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由于劳动力结构中高级人才、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致使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1/26，美国的1/25，德国的1/2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德国的3.6倍。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中国曾以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但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和国民素质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制约。
第二，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体制性短缺”并存。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垄断造成的“体制性短缺”。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3%左右，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国1993年提出在2000年达到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2007年达近年之最高，为3.31%。
面对旺盛的教育需求，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妨碍了海内外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2002年，我国全部教育经费中只有56.83%来自政府预算内拨款，小学教育的这一比例为74.51%，初中为68.28%，高中为38.63%，高等学校为44.68%。公办学校利用不公平竞争和灰色手段向社会强势地汲取资源这一现象，被研究者称为“小的非公共部门，大的非公共投入”。2007年各类教育中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幼儿园阶段为36.99%，小学阶段为4.25%，初中阶段为7.19%，普通高中为9.75%，中等职业教育为12.97%;普通高等学校约为18.55%。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民办教育的发展步履艰难。
与此同时，巨大的教育浪费令人触目惊心。许多地方包括贫困地区花费数亿元打造一所“示范学校”、建造豪华校园，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和绩效评价，致使公办高校和中小学不惜代价盲目扩张和管理效率低下，是一种典型的“国企现象”。高额的教育负债，不仅会酿成金融风险，而且极大地抬高教育成本、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负担，扭曲了学校的教育行为。
第三，“应试教育”降低国民素质、教育质量。智育至上、书本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和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使得学校和家庭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青少年在“做人”的能力和公民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荒废了以树人育人、培养健康人格为主的教育宗旨。
应试教育模式对于智力发展和培养优秀人才同样是不成功的。死记硬背，读死书、死读书的教育，破坏了众多学生的学习兴趣，扼杀批判性思维和创造的萌芽，削弱了儿童的适应能力、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难以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拔尖人才，遑论大师巨匠。
第四，教育公平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呈现加大之势。单一的升学率导向和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等做法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合法化、制度化，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竞争扰乱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气氛，出现新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逐渐成为金钱和家庭社会背景的较量，重点学校制度正在形成一种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机制。高额的学费和薄弱的助学贷款制度，形成约占高校在校生20%左右的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在农村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新机制后，数以千万计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第五，高度行政化体制影响教育和学术活力。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上世纪90年代教育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行政化、官本位回潮，教育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呈加剧之势。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管理无所不在，“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的现实，使学校教育成为层层贯彻落实文件，主要对上级负责的过程。不仅造成千校一面，学校缺乏活力和特色，而且很大程度异化了教育依据生活需要、因地制宜生长发展的属性。
传统的政校关系没有改变、官本位价值回潮的典型事例是强化大学的行政级别，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副部级大学”。在高等学校内部，由于缺乏基层民主、学术民主的制度和文化，行政化、追求数量的学术管理和“计划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影响了学术发展和创造性活力，损害了研究型大学向世界一流进军的努力。
杨东平表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敢于触及和解决深层问题。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价值的更新，一是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没有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改革就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事倍而功半。